每一个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要有至少一个或者几个后备国家。一旦中国失去竞争力，可以马上将订单转移。

东南亚，是资本的另一个选择。

收到阿迪达斯终止合同的一纸通知，孙英莉有些措手不及，双方约定的合同期原本要到2015年才结束。

孙的公司自1996年开始为阿迪达斯代工，双方在2006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那时恰逢阿迪达斯在中国生产的黄金时期。2007年，阿迪达斯集团下属鞋类产品有一半是在中国生产的。但随后，阿迪达斯开始实施增加供货商地区多样性的战略。2011年年报提及，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鞋类产品征收很高的进口税，这也是阿迪达斯将生产基地进一步分散化配置的原因。

到2011年，阿迪达斯集团的鞋类产品来自中国的比重虽然仍是最大，但已降低到35%。而印尼、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增幅明显，后者的份额翻了一番。

“关闭阿迪达斯苏州工厂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这一策略将帮助阿迪达斯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规模效应并降低复杂性。”阿迪达斯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官方回应滴水不漏，试图为关闭事件降温，“关闭工厂既与涨薪无关，也与我们的库存情况无关，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库存情况良好”。

但事实上，工厂转移的秘密在于成本。2008年7月，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对德国媒体称，在中国，由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恰是四年前海纳的此番表态，引发外界对阿迪达斯将转移生产线的猜测。

与四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加上社会保险，我们这里工人的平均月薪超过3000元。这跟两年前相比翻了一番，但我们还发愁招不到工人，已招到的工人，跳槽率很高。”李新(化名)是福建一家阿迪达斯代工企业的中层，为了招工，四处找人帮忙。

李新称，他所在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占营业额的比重，已从两年前的12%增加到30%左右。

一面是中国不断看涨的劳动力成本，另一面则是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年劳动力每月约合一千多元人民币的薪水，李新所在的公司开始拓展海外分厂，三家工厂先后在越南、印尼落地。

与阿迪达斯相比，老对手耐克转移生产基地的步伐迈得更大。从2005年开始，耐克逐年增加越南工厂在其制造业中的比重，到2009年，越南和中国的订单比重同为36%。连续两年反超之后，2011年，越南的比重升至39%，而中国降至33%。

这并非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第一次工厂迁徙。两家品牌发源于欧美的“候鸟型”企业对成本非常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主要生产基地在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它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地区;1990年代，又因成本原因陆续把订单转移到中国大陆。而今，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则成为新的乐土。

耐克品牌和阿迪达斯品牌的迁徙也带动了一些台资背景的代工厂转移。2012年年初，在香港上市的九兴控股公司关闭了一家在东莞的来料加工厂房，同时继续提升在印尼的生产能力。源自日本的休闲服装连锁品牌优衣库(UNIQLO)也把东南亚视为下一个迁徙地。

1999年，优衣库在上海和深圳建立生产部门。到2007年前，90%的优衣库产品皆由中国制造。但2008年后，优衣库逐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2011年中国的比重减少到80%。这一年的年报显示，公司计划积极拓展在亚洲其他国家的生产，以便降低成本，“目标是把三分之一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

除了服装销售商，食品企业对价格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不久前，中国欧盟商会面向在华欧盟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22%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投资转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当被问及动机时，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成本不断攀升。

这份调研数据显示，消费品企业比工业品企业更倾向于撤离，这与前者对价格更为敏感有关。

“与工业品企业相比，消费品企业的生产转移更快，”李新说，“5年时间基本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