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维也纳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会议开始前，同行的中国朋友们聚集在旅馆门前，我突然有点惊讶：大约只有我没带西服，朋友们则纷纷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即使有一位朋友说自己从来不会打领带，但至少，便裤上也穿了西服上装。

到了会场，看到一幅更有趣的情景：大约只有中国学者穿着正式的西服，当然，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学者似乎也大多穿着西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维也纳本地学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穿正式西服的反而不多，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穿着休闲风格的西装。为会议致开幕辞的维也纳大学女性副校长穿着一件具有一定中国风的裙子。晚上被安排做重点讲座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只穿着休闲衬衫。

对此，我不知道朋友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有点尴尬，也有点伤感。朋友们都是文化人，但是，我不能不坦率地说，大家缺乏文化的自觉，当然是中国文化主体性之自觉。

在维也纳讨论的议题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的革命与改革。不错，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大革命”的倾向，也即，不仅要改变政治运作架构，也要改变人民的风俗。只是最初，变革的项目还比较少，幅度比较浅。随着时间推移，变革的范围而不断扩大，也越来越深刻。

而服装始终是变革的对象。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西式服装大量引入，但此时人们还有较大自由选择空间，不少学者还是着一袭长袍讲课、接待宾客。五十年代后，列宁服则成为主流，而且高度统一。

大约从八十年代前半期，西式正装再度流行起来。当时，中国正在奋力走出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有的服装与此前的政治、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继续穿它，就是守旧的象征，穿西装则被视为对外开放的象征。因此，主张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带头穿西装、打领带，当时还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此后，西装大规模流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一律西装革履，官员、商人、学者人人准备着一套、多套西装，在正式场合穿着。不仅是在国外，更在国内。于是，在中国人的正式礼仪场合，西装就成为标准服装，以至于不少正式会议要求，非正装不予接待。笔者参加若干电视节目录制，编导总要叮嘱穿正装。问：何为正装？答曰：西装。对这样的要求，我总会冷冷地回答：我没有西装，也不会打领带、穿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