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网上看到的一个工作服的故事，感觉非常的不错，在这里为大家呈现，如果谁看到了这片文章，相信也会受益匪浅。不经意间打开衣橱，一身身合体的厂服、制服、工服或静静地悬挂着，或整齐的摆放着，凝望着它们，心中不禁掠过一阵轻柔温暖的情愫，它们无声的见证着我与电力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让我不由的想要讲述一个有关工作服的故事。

我穿的第一件工作服是一件绿军装。不是当兵发的，是当红卫兵“弄来的”。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时，我们这个中学生“1018”造反团被对方围在学校几个月，吃的是从国家粮库“弄来的”，穿的是从部队仓库“借来的”，男女学生全是一身军装，就这么躲在大楼里，军事化地活了半年。此后，在造反派“大联合”后，我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父母挨批斗，家也被抄了，我就穿着一身绿军衣下了乡。下乡当农民，天天汗水雨水，衣裳烂得快。离开农村时，这件军装已经有三四十个补丁了。有人开玩笑说，留下将来放进博物馆，我还真留了几天。离开农村是进了军马场，部队在陕北办了个延安军马场，招工时说得挺美“总后勤部”，到了才知道只说了个头，后面还有一串“山丹军马局延安军马场一大队甘沟二连”。除了放马，其他跟在农村差不多。等到发工作服，一人交上五块钱，发下来的旧军服，大概是抗美援朝时穿过的，黄军装还补了几个绿补丁。我一看发的比我在农村留下的那件还有历史感，就把那件准备给博物馆的丢到了灶火里。

从大学毕业后不久，有了出国访问的机会。中国人出访，西服就是工作服。公家发了制装费，也就到“出国人员”专门店，做了西服，还买了皮鞋。到了国外，天热，西服穿不住，到处参观，皮鞋也磨脚，于是，脱了西装只穿衬衣，扒掉皮鞋套上布鞋，自己解放自己。这下子快活多了，团长是冯至，从来不关心衣着小事。多事的倒是老外，一路上遇到外国人给我打招呼就问：“是日本人吗？”“不，中国人！”“中国人？？”在当时，出访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规规矩矩西装领带，没我这么随便。

看来，我这样的人不配穿工作服。规规矩矩的东西到我的身上就变了规矩。应该说，制服是有其取向的，强调职业，注意统一，讲究规矩，而做到这一点，才好穿制服。文人，不讲穿衣规矩，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的文人，从中山装和绿军装里蜕出来，又钻不进西装领带的套子里。说好了，叫承上启下的一代；说不好，叫不合时宜的一群。

不修边幅，自在随意，是不穿工作服者的快乐。但也有例外。故事一，前些年在省城工作，时兴一种夹克衫，买一件穿上，挺随身合体。过了数日，见报上一小品文，说是市长爱穿夹克衫，于是这夹克衫便像工作服一样，在办公室流行起来。放下报纸，我便脱衣，怕别人说是为“拍马屁”而穿。第二天上班，同事笑：“怎么刚买的夹克衫不穿了？”我觉得他的笑可疑。故事二，那年初夏，一下子热了起来，从衣柜里拿了一件圆领衫套上就出了门。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家里，觉得头皮有点痛。用手摸，有个伤口，血还未干。想不出在那儿碰伤，最后还是妻子发现了问题———这圆领衫是在美国工作的侄子送我的，图案中有一行英文：“美国第一”。而那几天美国佬正炸了我国驻南大使馆。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行小字呢？看来随便穿衣也有不随便的时候啊，虽说与工作服无关。

一个人的工作服小故事却透出了一个人的一生和性格特点，虽然平凡却也不平凡，虽然没什么文采却显得那么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