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当17岁的湛江徐闻乡村少年方贵权踏进高考考场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考出去，不能留在农村。”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场考试把他跟啤酒这个“舶来品”联系在一起，从此决定了他的事业道路和人生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方贵权带来了诸多荣誉，在这些荣誉当中，有一项很特殊：他被母校华南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方贵权表示，自己比较想教给学生的，是培养“学习以外的能力”。

考前：信心爆棚

“如果我考不上，别人也考不上”

方贵权说自己是个幸运儿，没有像大多数知青那样受罪。1977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加上家本来就在农村，他这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放下书本、拿起锄头，跟着爸爸下地干活。

4个月的田间劳作，让方贵权切身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他意识到，要奔个好前途，就一定要出去。“要出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当中央宣布恢复高考时，方贵权激动万分，同时又不敢相信。

但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方贵权信心十足，他在徐闻的前山中学是优等生，高中统考考了第一名。“如果我都考不上，别的人大概也考不上。”

备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方贵权放下农活、全心复习，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一是不相信我能考上，二是觉得我现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干活才是正经事。整天看书就是‘不务正业’。”比较后，在《湛江日报》工作的大哥专程回家说服了父亲，方贵权才赢得了宝贵的复习时间。

如愿：金榜题名

村里建国以来首个大学生

信心归信心，方贵权对自己的水平还是有清醒的认识：文革10年期间，中学都是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有的课连课本都没有，学到的东西可想而知。“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不管是在哪里、什么专业。”考前填志愿，方贵权是这么填的：第一志愿，湛江水产学校;第二志愿，广州医学院;第三志愿，广东化工学院。在他看来，湛江水产学校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水产类的学校估计分数线比较低，而且离家近。”

但考试的过程却并不理想：“数学有一道25分的大题，关于抛物线的，我根本不会做，就空在了那里。”考试结束后，方贵权感到自己大概是“没希望”了，沮丧地回到家里，再次拿起锄头，随父亲下地干活。“我根本就不敢回学校!不好意思再去见老师和同学。”没想到的是，其实他的成绩相当不错。

1977年的招生政策颇为特殊：不是按照考生志愿的顺序录取，而是让重点院校先录。这样，虽然广东化工学院是方贵权的第三志愿，但却是比较先进行录取的。1978年3月，刚过完农历新年，方贵权接到通知：他被广东化工学院轻化系的微生物工程专业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公社都沸腾了，乡亲们纷纷上门道贺、大放鞭炮——他是建国以来村子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1977年全县考上大学的两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之一。

有趣的是，当时的方贵权对微生物工程专业的理解很简单：“我看了招生资料上的介绍，感觉就是做酱油、味精、包子、馒头的吧，总之就是吃的东西。”

大学：刻苦学习

见到女生都不敢打招呼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但方贵权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赴广州求学时的情景。他带着行李，从家里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湛江市。那时候的交通方式叫做“水陆联运”，先从湛江坐车到江门，比较后从江门坐船，终于到达广州的大沙头码头。此前，他去过的比较远的地方是湛江市，探望在那工作的大哥。

大学生活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因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考试结果严重两极分化：“老三届”的学生大多成绩优秀，而其他的学生就“惨不忍睹”，很多人只考了十几分，甚至零分的都有。

“压力特别大，我认识到了差距，更加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赶上老大哥们。”“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图书馆占座位自习!”方贵权笑着回忆道：“每天早上，图书馆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都是自习的同学。一开门就‘哗’地涌进一大群人，稍微晚一点就没座位了。”于是班上同学想了个妙招：头一天晚上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把自习室的窗户虚掩着、不拴死，第二天一早就打开这扇窗户，从窗外把书一本本扔到桌子上，这样既不用排队又能占到座位。“我们轮流占座位，别的同学就给占位的人买早饭。”

30年前的大学生活非常单纯。方贵权回忆，大一时男女同学即使在路上碰到了都不打招呼，“脸一别就过去了，不好意思。”班上的男女生关系直到大三大四才融洽起来。

方贵权底子好、又勤奋，大二时学习就赶上了班上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也并没有想过以后干啤酒这一行。“我们那时候常到工厂去实习，就很崇拜工程师，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当个工程师。”

入行：珠啤骨干

老父亲深以儿子为豪

毕业分配的时候，方贵权一心想回家乡湛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家乡有感情，也有用武之地。”但那年有个女同学也想分回湛江，学校于是找方贵权谈话，意思是让他“发扬风格”。方贵权想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分配到制药厂。

方贵权如今还记得自己到达和离开制药厂的时间：1982年2月25日至1984年10月24日。在制药厂，他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业余时间就打篮球，还入选了厂队，一时间全厂上下谁都认得这个富有活力的“小广东”。方贵权坦言：“我那几年想得比较多的就是再怎么回归老本行，干食品。”为此，他想过考研究生，但年资不够厂里又不允许。

1983年，机会来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专程进京招聘人才，方贵权的哥哥从报纸上剪了招聘启事寄给他。方贵权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北京，把自己的简历给招聘人员看，“缠”着人家给他一个机会。他的诚意打动了广州人事局的同志。不久广州的商调函寄到了制药厂。调动用了一年多时间，克服重重困难以后，方贵权如愿以偿回到广州，调入刚刚组建的珠江啤酒厂。

“我刚刚到珠啤就参加了土建工作小组，负责对照进口设备和其英文目录，给它们登记造册，还要接待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专家。”方贵权坦言，那时候自己还不会造啤酒，“因为之前只在调味品厂实习过”。1988年，方贵权拿到比利时国家奖学金，进入比利时新鲁汶大学进修啤酒酿造技术。

“我从比利时回来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湛江老家，父亲当时已经病重。全家人都围绕在他病榻旁，爸爸看到我回来，感到很欣慰，像是终于安心了。”晚上，父亲对子女说：“我要睡觉了”，第二天凌晨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回忆这个情景，方贵权的眼眶微微泛红，他说父亲在晚年时很为他自豪，“觉得当初支持我考大学是对的。”

人物传奇

生产出中国

第一瓶纯生啤酒

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啤酒公司的老总该是千杯不醉的海量汉子。但方贵权告诉记者：“1995年以前，我对所有的酒都不感兴趣。调入股份公司做副总经理后，开始还有人帮忙挡酒，后来就经常要喝酒。我想，不能老是要人帮忙挡酒啊，就开始自己喝啤酒。”

1994年到1996年洋品牌进入中国而且卖得非常好。珠啤虽然也卖得好，但只是在大众化的市场，在高端市场的份额却很小，这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当时的领导班子认为必须要突破，大家开始研究纯生啤酒。珠啤当时的销售收入不过几个亿，而需要引入的纯生啤酒生产设备就接近1亿元;更具风险的是，纯生啤酒比较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微生物的稳定性。经过反复试验，珠江啤酒成功地生产出中国第一瓶纯生啤酒。

从1998年3月开始，珠啤纯生开始大批量投放市场，一开始卖不出去，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供不应求，为珠啤打开新的局面。一直到现在，纯生啤酒还是珠啤的“拳头产品”。

30年过去了，如今回望高考，方贵权感慨万千：“高考对我太重要了。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只能留在农村实现父辈的梦想，现在我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人物档案

方贵权：现任广州市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出生于1960年2月，1977年考入广东化工学院(后并入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轻化系微生物工程专业。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制药厂从事技术工作，1984年调入广州珠江啤酒厂。方贵权带领其珠江啤酒的技术团队在1997年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瓶瓶装纯生啤酒，因此被业界誉为“中国纯生啤酒之父”。

来源 品牌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