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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贵权:中国纯生啤酒之父

2012-08-07 admin

导读:1977年冬天,当17岁的湛江徐闻乡村少年方贵权踏进高考考场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考出去,不能留在农村。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场...

1977年冬天,当17岁的湛江徐闻乡村少年方贵权踏进高考考场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考出去,不能留在农村。”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场考试把他跟啤酒这个“舶来品”联系在一起,从此决定了他的事业道路和人生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方贵权带来了诸多荣誉,在这些荣誉当中,有一项很特殊:他被母校华南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方贵权表示,自己比较想教给学生的,是培养“学习以外的能力”。

考前:信心爆棚

“如果我考不上,别人也考不上”

方贵权说自己是个幸运儿,没有像大多数知青那样受罪。1977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加上家本来就在农村,他这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放下书本、拿起锄头,跟着爸爸下地干活。

4个月的田间劳作,让方贵权切身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他意识到,要奔个好前途,就一定要出去。“要出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当中央宣布恢复高考时,方贵权激动万分,同时又不敢相信。

但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方贵权信心十足,他在徐闻的前山中学是优等生,高中统考考了第一名。“如果我都考不上,别的人大概也考不上。”

备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方贵权放下农活、全心复习,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一是不相信我能考上,二是觉得我现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干活才是正经事。整天看书就是‘不务正业’。”比较后,在《湛江日报》工作的大哥专程回家说服了父亲,方贵权才赢得了宝贵的复习时间。

如愿:金榜题名

村里建国以来首个大学生

信心归信心,方贵权对自己的水平还是有清醒的认识:文革10年期间,中学都是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有的课连课本都没有,学到的东西可想而知。“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不管是在哪里、什么专业。”考前填志愿,方贵权是这么填的:第一志愿,湛江水产学校;第二志愿,广州医学院;第三志愿,广东化工学院。在他看来,湛江水产学校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水产类的学校估计分数线比较低,而且离家近。”

但考试的过程却并不理想:“数学有一道25分的大题,关于抛物线的,我根本不会做,就空在了那里。”考试结束后,方贵权感到自己大概是“没希望”了,沮丧地回到家里,再次拿起锄头,随父亲下地干活。“我根本就不敢回学校!不好意思再去见老师和同学。”没想到的是,其实他的成绩相当不错。

1977年的招生政策颇为特殊:不是按照考生志愿的顺序录取,而是让重点院校先录。这样,虽然广东化工学院是方贵权的第三志愿,但却是比较先进行录取的。1978年3月,刚过完农历新年,方贵权接到通知:他被广东化工学院轻化系的微生物工程专业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公社都沸腾了,乡亲们纷纷上门道贺、大放鞭炮——他是建国以来村子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1977年全县考上大学的两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之一。

有趣的是,当时的方贵权对微生物工程专业的理解很简单:“我看了招生资料上的介绍,感觉就是做酱油、味精、包子、馒头的吧,总之就是吃的东西。”

大学:刻苦学习

见到女生都不敢打招呼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但方贵权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赴广州求学时的情景。他带着行李,从家里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湛江市。那时候的交通方式叫做“水陆联运”,先从湛江坐车到江门,比较后从江门坐船,终于到达广州的大沙头码头。此前,他去过的比较远的地方是湛江市,探望在那工作的大哥。

大学生活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因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考试结果严重两极分化:“老三届”的学生大多成绩优秀,而其他的学生就“惨不忍睹”,很多人只考了十几分,甚至零分的都有。

“压力特别大,我认识到了差距,更加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赶上老大哥们。”“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图书馆占座位自习!”方贵权笑着回忆道:“每天早上,图书馆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都是自习的同学。一开门就‘哗’地涌进一大群人,稍微晚一点就没座位了。”于是班上同学想了个妙招:头一天晚上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把自习室的窗户虚掩着、不拴死,第二天一早就打开这扇窗户,从窗外把书一本本扔到桌子上,这样既不用排队又能占到座位。“我们轮流占座位,别的同学就给占位的人买早饭。”

30年前的大学生活非常单纯。方贵权回忆,大一时男女同学即使在路上碰到了都不打招呼,“脸一别就过去了,不好意思。”班上的男女生关系直到大三大四才融洽起来。

方贵权底子好、又勤奋,大二时学习就赶上了班上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也并没有想过以后干啤酒这一行。“我们那时候常到工厂去实习,就很崇拜工程师,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当个工程师。”

入行:珠啤骨干

老父亲深以儿子为豪

毕业分配的时候,方贵权一心想回家乡湛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家乡有感情,也有用武之地。”但那年有个女同学也想分回湛江,学校于是找方贵权谈话,意思是让他“发扬风格”。方贵权想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分配到制药厂。

方贵权如今还记得自己到达和离开制药厂的时间:1982年2月25日至1984年10月24日。在制药厂,他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业余时间就打篮球,还入选了厂队,一时间全厂上下谁都认得这个富有活力的“小广东”。方贵权坦言:“我那几年想得比较多的就是再怎么回归老本行,干食品。”为此,他想过考研究生,但年资不够厂里又不允许。

1983年,机会来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专程进京招聘人才,方贵权的哥哥从报纸上剪了招聘启事寄给他。方贵权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北京,把自己的简历给招聘人员看,“缠”着人家给他一个机会。他的诚意打动了广州人事局的同志。不久广州的商调函寄到了制药厂。调动用了一年多时间,克服重重困难以后,方贵权如愿以偿回到广州,调入刚刚组建的珠江啤酒厂。

“我刚刚到珠啤就参加了土建工作小组,负责对照进口设备和其英文目录,给它们登记造册,还要接待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专家。”方贵权坦言,那时候自己还不会造啤酒,“因为之前只在调味品厂实习过”。1988年,方贵权拿到比利时国家奖学金,进入比利时新鲁汶大学进修啤酒酿造技术。

“我从比利时回来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湛江老家,父亲当时已经病重。全家人都围绕在他病榻旁,爸爸看到我回来,感到很欣慰,像是终于安心了。”晚上,父亲对子女说:“我要睡觉了”,第二天凌晨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回忆这个情景,方贵权的眼眶微微泛红,他说父亲在晚年时很为他自豪,“觉得当初支持我考大学是对的。”

人物传奇

生产出中国

第一瓶纯生啤酒

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啤酒公司的老总该是千杯不醉的海量汉子。但方贵权告诉记者:“1995年以前,我对所有的酒都不感兴趣。调入股份公司做副总经理后,开始还有人帮忙挡酒,后来就经常要喝酒。我想,不能老是要人帮忙挡酒啊,就开始自己喝啤酒。”

1994年到1996年洋品牌进入中国而且卖得非常好。珠啤虽然也卖得好,但只是在大众化的市场,在高端市场的份额却很小,这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当时的领导班子认为必须要突破,大家开始研究纯生啤酒。珠啤当时的销售收入不过几个亿,而需要引入的纯生啤酒生产设备就接近1亿元;更具风险的是,纯生啤酒比较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微生物的稳定性。经过反复试验,珠江啤酒成功地生产出中国第一瓶纯生啤酒。

从1998年3月开始,珠啤纯生开始大批量投放市场,一开始卖不出去,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供不应求,为珠啤打开新的局面。一直到现在,纯生啤酒还是珠啤的“拳头产品”。

30年过去了,如今回望高考,方贵权感慨万千:“高考对我太重要了。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只能留在农村实现父辈的梦想,现在我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人物档案

方贵权:现任广州市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出生于1960年2月,1977年考入广东化工学院(后并入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轻化系微生物工程专业。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制药厂从事技术工作,1984年调入广州珠江啤酒厂。方贵权带领其珠江啤酒的技术团队在1997年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瓶瓶装纯生啤酒,因此被业界誉为“中国纯生啤酒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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