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18 admin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稿
财富,让我重新认识你
——纪念改革开放30年“青春之歌”系列报道之四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赵汝兰当年一家人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山东首次出现“万元户”的报道,赵汝兰是山东比较早见诸报头的“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忙碌时,“万元户”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到了199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了“万元户”。从一穷二白到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30年来,中国人民在致富强国的高速路上一路奔跑,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立法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以崭新的姿态崛起,大批财富英雄受世人瞩目,他们的慈善之举和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在媒体上得以彰显。
干个体是光彩的
1979年,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元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位一角、有粥有粉的“学生餐”。这是当时广州比较便宜的早餐,一时大受欢迎,名震羊城。
个体户虽然赚钱,可当时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当年比较早的一批个体户多数是被旧体制抛弃的人—“成分不好”的子弟、“两劳”释放人员、无业游民。有的人干出了名气,外出怕熟人撞见,还戴个大口罩。
198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却带头把自己的生意经讲出来。任仲夷听了之后兴奋地一拍桌子:“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于是,当年的《南方日报》立即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容志仁。
容志仁属于新中国第一批被国家承认的正式个体户。他名扬全国后,有些外地人到广州后专门打的来“容光”吃肠粉。
1983年8月底,容志仁作为广东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在会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他说:“有人认为干个体是不光彩的,我说干个体是光彩的,你们走的是光彩的路,你们是光彩的人,你们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个体户被正名后,全国各地农村带头致富的万元户成为媒体竞相报道和关注的对象。以贫为荣的年代过去了,“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人们终于开始放开束缚,寻求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
富豪的财富被公开量化
1999年,英国小伙子胡润来到中国,开始为中国富豪排名。他回忆说,比较初为中国富豪编制排行榜时,有的企业家为了不上榜甚至给他塞红包。一方面,中国文化讲究藏富装穷。另一方面,有些富豪上榜后不久就纷纷落马,有人称“胡润百富榜”为“杀猪榜”或“囚徒榜”,很多人怕上这个榜单。
但随着财富日趋透明,中国富豪对胡润富豪排行榜的态度已发生改变。2003年,胡润在做好百富榜之后给张茵发了传真,同时给她的丈夫及助手发了邮件,请他们核实张茵及玖龙纸业的相关信息。令胡润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们就接二连三地发来邮件称:“请尊重我们的隐私。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不过,胡润比较终“辜负”了张茵和她的丈夫,当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张茵排在第17位。
榜单出来后,张茵并没有采取“对簿公堂”的行动。接下来两年,胡润仍把调研出来的有关张茵的数据传真过去,这一次,他们没再严词拒绝上榜,反而对榜单上的一些数字做了轻微的修正。“2006年发榜前,我们给张茵打电话说,今年你的排名可能非常靠前,她只是笑了笑。我们说希望能在榜单发布前对她做一次专访,她也爽快地答应了。”
“我很高兴能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平实,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极具开创精神。
胡润说他比较敬重的财富偶像是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他说,在比较初上榜的富豪中,许多富豪都生怕成为“一棵招风的大树”,只有“刘氏兄弟”不怕露富,3次登上百富榜。刘永好是第一个欣然接受首富头衔并声称自己是阳光富豪的中国企业家。
富豪们的财富被公开量化,而且在媒体上刊登,供人评头论足。有钱不再是罪过,谈钱也不再是羞耻,这本身就昭示了社会的进步。
2008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这部法律历经了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比较多的纪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被誉为中国“《物权法》提案第一人”的全国政协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说:“这部法律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创造财富!”
退出财富榜,进入慈善榜
2007年4月6日,这个日子对奥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振滔来说有一点特别,这一天当中他几次眼圈湿润。当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启动,这是民政部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其实,在基金会成立之前,王振滔一直在从事慈善活动。多年来,他的捐助主要用于教育扶贫项目,这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王振滔生于温州永嘉县黄田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的他尝尽辛酸与饥饿的滋味。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全力供其他3个弟妹上学,身为长兄的王振滔在高中一年级时辍学,外出谋生。为此遗憾至今的王振滔,从1993年开始对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
有一年元旦,王振滔去革命老区大别山看望受助学生。然而,与孩子们见面的情景与王振滔想的完全不同。那些受到捐助的孩子心理负担很大,把从奥康得到的帮助当作了施舍。在交谈过程中,有位大一女学生在王振滔的鼓励下,终于大胆地说:“这钱能不能算我借你的?我打欠条给你,以后会还给你。”
怎样才能让爱心不被认为是施舍,而且能更大范围地、持续性地传播、传承?王振滔希望基金会延续着这样一种模式:受过资助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再帮助一名贫困大学生,把这种爱心直接传递下去。
“我的理想就是退出财富榜,进入慈善榜。”王振滔说,目前的捐助仅仅是一个逗号,“慈善是我终身的事业,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从奥康退休了,我也决不会从慈善事业中退休。”
和王振滔有着相同观念的企业家不在少数。2005年6月,作为“中华红丝带基金会”首席发起人,正泰集团一下子捐赠了3000万元,主要用于推动艾滋病防治事业。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为社会承担责任”正是正泰的经营理念,因此集团很关注扶贫济困和希望工程。他认为,“慈善榜比富豪榜更有意义,我们希望多看到一点慈善榜、纳税榜。富豪榜体现的是企业创富能力,而慈善榜则体现了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企业家不仅开始关注富豪榜,而且更注重自己在慈善上的位置。“富起来了,需要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富家不忘富国。”这已成为富豪们共有的财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