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工厂里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厂子什么时候关门大家可以分钱，反正上上下下都是混日子。松下某华东家电制造工厂的老员工王芳(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这是她2000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度让她被身边的同龄人艳羡，当初听说是日本合资企业，大公司的工作待遇也比普通公司要优厚，比如员工过生日公司会发200元的补贴，每年还有700元的旅游津贴。王芳说。

据厂里的老员工回忆，这个工厂在上世纪90年初成立，当时周围都是农田十分荒芜，连公交车都没有。当时工厂是作为第一批进驻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但现在园区里大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制药公司，传统家电制造早已经不再是高科技了。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数年的刘华(化名)表示。

这个占地超过35000平方米的工厂，总投资近30亿日元，是松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市场的大手笔投资之一。据悉，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1980年两度访问中国之后，正式拉开了松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

1987年，松下电器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在华投资规模和市场，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为一家集科工贸三位一体的合资公司，涉及销售服务、投资、研发等不同业务范畴。当时，松下电器公司已在中国设立了16家合资公司。

　人才流失、机制僵化

然而，这个曾经让王芳引以为傲的工厂，近年来效益却不断下滑，员工士气低落，让她倍感迷惘。

她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个工厂以前的产量每年大约400万台，而去年只生产了270万台左右。自2012年以来，整个工厂的员工人数已经减少了四五百人，比较高峰时期大约有两千多人，但现在除了生产线的员工，很多办公室的部门即使有人离职，公司也没有再招聘新的人手，公司管理层是希望继续压缩员工人数。

我们厂的产品90%以上都是出口海外，只有很小一部分内销，因为同样的产品，松下品牌的要贵同类国产品牌一大截，但品质、性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让我自己掏钱，我肯定也不会买(松下)。王芳笑言。

同时，整个工厂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以她所在的财务部门为例，目前平均年龄都在35以上，很多员工都是干了十几年的。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进来两三年，混个松下的工作经验，就跳去其他公司了。我刚进公司时就有生日补贴、旅游津贴，十几年过去了，还是一分钱没涨过。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工厂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入职时的工资大约四五千元，主管级别的工资约为七八千元，这几年公司每年大概有5-6个月的年终奖，这样算下来，月薪比较多1万元上下。现在很多外面的公司，大学生毕业几年工资都可以拿到这个数。因此，整个工厂没有新鲜血液进来。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低端产品已经是国内的家电厂做OEM贴牌生产，松下就是在吃自己的品牌的老本。刘华说道。

事实上，公司内部的一份员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员工都表示对现状非常不满意，但很多人却在问卷调查中一道是否考虑离职的问题中选择不会，或暂时不会。 王芳坦言：像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去外面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要工资再有个突破很难的，只能这么混着吧。

这也折射了日本家电巨头松下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颓势，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不得不逐渐缩减业务规模。作为进入中国比较早的外资家电品牌，松下是少数几家全线参与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以及各种小家电市场的日资企业，但随着中国本土品牌的全面崛起，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份来自中怡康对2014年中国家电零售市场监测报告凸显了松下在中国市场所处的困境。2014年，松下空调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仅为1.16%，同比下滑0.35个百分点;松下洗衣机零售量市场份额为6.34%，下跌0.61个百分点;松下冰箱市场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则由2014年的1.63%下滑到2014年的1.57%。松下在华家电业务正陷入跌跌不休困局之中。

昂贵的外派雇员

一直以来，高昂的人力成本是合资公司的痛点之一。作为一家中日合资工厂，这家工厂几乎每个部门都有长期派驻的日本员工坐镇，目前厂里大约有十几个日本人，一些是从日本总部派遣过来的，通常外派期限是三到五年，其他也有是在日本退休返聘过来的。王芳说。

这些外派的日本员工在这家工厂享受的福利待遇非同一般。据王芳透露，这些外派员工通常担任工厂的部门经理，中方需要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元的薪酬和各项补贴，比如，技术部门有一个外派的日本经理，每个月工资大约两三万元，他是带着妻子和子女一起外派过来的，我们公司还需要帮他们支付一个三室一厅的房租，三个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学费每个月三万元，甚至连孩子看病的费用也要公司报销。另外，还有每年一两次全家回日本探亲的机票费用。

然而，这些空降的日本外派员工在合资工厂里单打独斗，由于文化差异，常常面对中方下属们阳奉阴违的尴尬局面，导致日本研发与中国制造嫁接的结果差强人意。比如与海外客户协商赔款时，日方每次都表示愿意全责赔偿，他们比较在意的是松下品牌的形象，而中方则争取尽可能减少赔偿金额，而这些赔款都是付给松下的海外销售公司，双方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刘华表示。

刘华自2003年起在这家工厂海外部任职，这个部门里还聘请了几位和他一样的外籍华人。这些员工大都在海外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熟悉国际市场的操作和标准，而我们的角色主要是协调中日双方投资者的矛盾。然而，疲于应付办公室政治的他，在数年前毅然决定辞职，现在已经在一家欧洲家电贸易企业就职。

他坦言，这个工厂现在老中青三代员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些资历老的员工整天盘算工厂倒闭可以拿到多少遣散费;三十来岁那拨则在纠结要不要走，出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那些大学刚毕业进来的则摆明了是来刷简历的。

此外，松下在上海的另一家工厂前几年颇具戏剧性地关门大吉，让王芳和一帮老员工颇有些不安，以前这个工厂效益不错，经常作为集团内部会议的典型受到表扬。本来这家工厂已经计划扩建新厂，连地桩都打好了，厂里的员工也买好机票准备去日本学习新技术。一夜之间，突然就宣布工厂倒闭了，员工们都觉得很可惜。

厂里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像我们厂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反而寿命比较长，还可以拖很多年，希望如此吧。王芳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