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7期

　　李沧东，生于1954年，韩国导演、作家、编剧，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只拍过5部电影：《绿鱼》《薄荷糖》《绿洲》《密阳》《诗》，但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每次访谈，李沧东都要确认对方能够听懂他的话。他面露疑惑，问我身旁的韩语翻译：“刚才我的回答你是不是忘了翻译给她?如果觉得时间紧张，我可以多谈半个小时。”

　　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他也要求中断访谈，原因是现场翻译没有就位，而台下的中国观众大多不通韩语，如堕云雾。

　　这档节目即将播放李沧东2010年的电影——《诗》。这是他最近的作品，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面向观众的作品。

　　当导演是从没想过的事

　　在中国，李沧东的粉丝并不算多。他的5部影片没有一部在中国影院公映过。

　　2002年，李沧东凭借《绿洲》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7年，他执掌的《密阳》将韩国演员全度妍送上戛纳影后的宝座。3年后，《诗》再摘戛纳最佳编剧奖，他在这部电影中身兼编剧和导演。

　　21世纪之初，电影界韩流来袭，包括李沧东、林权泽、金基德在内的几位韩国导演横扫戛纳、威尼斯、柏林等电影节。韩国本土商业电影也不输好莱坞大片，多年占据票房榜首。那时，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韩国电影是《我的野蛮女友》。

　　韩国电影为亚洲影坛带来了荣誉和经验。早在2001年，出版人张立宪就主编过一本关于韩国电影的书，名叫《韩流》。

　　在韩国，李沧东的成名是在1980年代。那时他的身份是小说家。从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战利》开始，十多年间有数部小说面世，还拿过《韩国日报》的创作文学奖。早年，他画过漫画、拍过话剧，当作家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至于拍电影，“那是从没想过的事，小时候觉得拍电影的人都属于另一个世界。”

　　1993年，李沧东在朴光洙导演的《想去的岛》中担任编剧和第二副导演。

　　随后，他自编自导，创作了“绿色三部曲”：《绿鱼》(1997)、《薄荷糖》(2000)、《绿洲》(2002)。主人公是清一色的男性：城市黑帮的乡村少年，逐渐偏离轨道的青年警员，心存真爱却不见容于世人的顶包罪犯。

　　“我不想去制造华丽的幻觉让观众陶醉，我希望电影能离现实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创作我都围绕这一点在努力。”李沧东说。

　　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李沧东喜欢的导演名单中名列前茅。他最早看《风柜来的人》，心里一惊，“就像是我自己拍的电影一样。”男孩们在海边嬉闹的场面，站在荒废的高楼俯瞰整个高雄市的场景，都因为似曾相似而镌刻进他的记忆，“连那种感伤也是一样。”

　　鹿特丹电影节上，他第一次见到侯孝贤。“他似乎知道我对他的喜爱，所以一直用温暖的目光看着我。”说到这里，李沧东笑起来，“我没有直接说什么，但饭后我们会一起在餐厅外面抽烟，他会问我有没有烟。”

　　当文化部长对创作没有帮助

　　2003年，李沧东出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电影导演进内阁，在韩国也是惊人的创举。

　　这是时任总统卢武铉在选举公约中的承诺，即不会从官员中挑选文化部长。李沧东解释：“当时没人愿意当，我也推让不掉，就上任了。”其间，韩国电影配额的缩减一度让他身陷批评漩涡，这项制度曾是保护韩国本土电影免受外来冲击的坚固壁垒。

　　16个月后，他辞职了。“因为政治家说话的方式和作家、导演是完全不一样的”。

　　重归影坛不久，李沧东交出力作《密阳》，国内国际各种奖项拿了个遍。这让从政经历更像是一个插曲，骤起骤停。“当文化部长对我的创作一点帮助都没有。”他直言不讳。

　　2009年，他邀请韩国资深女演员尹静姬出演新片《诗》。故事原型是发生在韩国的一起少年性侵案。当时李沧东在日本旅馆里，碰巧看到一档节目，舒缓的旋律和着变幻的自然风景，为的是抚慰深夜失眠的人。他脑中闪过“诗”这个字眼，并开始思考，生活中的美和残酷该以怎样的方式调和。

　　“真正的美不是自然世界的花花草草，要穿过生活中的绝望和苦难，才能找到美。美是与痛并存的，就像共生的光明和黑暗。”李沧东谈起他对《诗》的理解。

　　影片中，年迈的妇人美子一边学习写诗，捕捉生活中细小的美感，一边承受亲人犯罪带来的折磨，寻找救赎。结尾处她完成了一首诗作：“日落时天空还会变红吗/鸟儿还在通往树林的路上唱歌吗/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我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那天的节目录制现场，李沧东低声念起这首诗的片段。诗的作者正是他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遗失了什么

　　10年前的中国，通过一般渠道很难看到韩国电影。编剧史航和朋友们专门跑到韩国使馆文化处借来李沧东的电影光碟，找韩国留学生当翻译，演一句台词暂停一下，看一部电影要花上一整天。

　　史航是《韩流》的撰稿人之一。这次的电视节目中，他被邀请到现场与导演交流。李沧东的作品里，他最喜欢《薄荷糖》。这部片子结构独特，“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一层流一次眼泪，剥到最后那一层，眼泪已经止不住了。”

　　史航在现场找不到纸，往手背上记了密密麻麻一堆笔记。他问李沧东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要拍《薄荷糖》?”

　　四十多岁的李沧东有一次在镜子前刮脸，发觉自己衰老了很多，一个重返青春的念头攫住了他。他想拍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这就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上映的《薄荷糖》，他的第二部电影，也是对他个人意义最重大的作品。

　　影片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到中年，最后选择自我终结的故事。“未来是现在的延续，现在是过去的延续”，不如把主人公的人生切割成段，倒回去讲述，为每一个结果找到起因。故事背景从1979年跨越到1999年，正是韩国社会动荡激变的时代。全斗焕独裁政权、光州民主运动、亚洲经济危机等事件悉数登场，在一个小人物身后，一轮一轮如布景变幻。

　　故事以40岁的主人公卧轨自杀开头，以20岁的他对未来的期盼和忧虑结尾。我问导演结构上的设计是否只是形式实验的一部分，他说：“不仅仅是，那是一个逐渐接近核心的过程，你会发现自己遗失了什么。”

　　“对你来说，遗失的是什么呢?”

　　他似乎是找了一会儿，才发现了这个词：“纯真吧。”

　　又是20年过去，年近六十的他不愿再重拍这样的电影。

　　怀疑电影是否能实现真正的沟通

　　人物周刊：你在文学和电影中思考的问题相同吗?

　　李沧东：我觉的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像我的第一部小说《战利》里，既有在独裁政权下的社会矛盾，也有与现实无关的人普遍存在的本性，比如人性的欲望，复仇的欲望，所以可以看成是现实问题和人的普遍本质之间的碰撞。在写小说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态度，这在拍电影的时没有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写小说对于拍电影是不是一种准备?

　　李沧东：如果问我写小说是不是为了拍电影，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当导演是机缘巧合的。画画、写小说、演话剧，都是电影的一部分，这些经验都对我拍电影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小说和电影是有关系的，因为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故事。

　　人物周刊：那这些艺术手段中，你觉得电影是最好的表达工具吗?

　　李沧东：我不觉得它是最好的工具。文学有文学的作用，电影有电影的作用，虽然电影是比文学更强有力的沟通媒介，但由于它的特点，比如说要投入很多钱、有票房的压力等等，会影响到它的沟通能力。写作时，你会怀有的一种想法是，一定会有人和我有很深的共鸣。但我当作家，并不是韩国的Bestseller，能和我沟通的读者也就一万名左右。拍电影就不同，有数百万人可以看到，不仅在韩国，国外观众也能看我的电影，与我交流。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时常怀疑电影是否能实现真正的沟通，我也一直在与这个怀疑做斗争。

　　人物周刊：《薄荷糖》这部电影是不是带有自传的性质，男主人公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

　　李沧东：《薄荷糖》的故事看起来像个人的故事。我是将生活在1970年代末到1999年期间的韩国人的普遍面貌植入到一个人物当中，所以他身上既有我的样子，也有大部分韩国人的样子。韩国人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努力，但在实现这些的同时，也失去了年轻时候拥有的那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是非常矛盾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自我背叛。我也同样在经历。

　　唤醒演员内在的另一个自己

　　人物周刊：全度妍、文素丽等几位女演员都因出演你的电影获得巨大的声誉。在挑选演员上，你有什么心得和方法吗?

　　李沧东：首先，我从来不认为是我成就了那些演员。我的做法不是将演员塑造成电影中的角色，而是在现实中找到和电影角色相似的演员，再把他们带进电影中。像全度妍、文素丽还有其他演员，与其说是我塑造了她们，不如说是我帮助和引导她们以那个角色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

　　人物周刊：怎么判断他们是不是与电影中的人物相似呢?

　　李沧东：那就是我的直觉了。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面，演员可能不了解自己内心存在怎样的自己，但我能够发现。很多人会认为演技是表演出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物，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更希望去唤醒演员内在的另一个自己。演员们有时会觉得很挑战，因为要接受并且展示出那另外一面是很难的。在《密阳》中，女主人公的经历如果放到现实生活里去感同身受，会是极端痛苦的情感。

　　人物周刊：你如何平衡创作愿望和票房压力?

　　李沧东：这是一个全世界导演都面临的问题，我也无法摆脱。只是我可能比韩国其他年轻导演有利一些。他们如果想跟观众沟通，去拍一些思考人生和现实问题的电影，是很难得到投资的，如果票房没有保障的话。我的电影票房看起来也不会太好，但我相信仍然会有人愿意投资。

　　人物周刊：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出于什么考虑提出缩减“电影配额制”(又叫义务上映制度，政府强制规定电影院保证本土电影一定的上映天数，全国电视台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

　　李沧东：这件事的真正原因现在还不被世人所知。事实上，我在任期间为了固守电影配额制费了很多心思，但由于各种原因，我面临着取消电影配额制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制度不能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废除，所以想在卸任之前制造一些缓冲，也就是用缩减电影配额制的方法代替完全废除它。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韩国1998年取消电影审查、实行分级制度是促使韩国电影业繁荣的重要条件。您怎么看?

　　李沧东：所谓分级制度就是代表了电检制度的消失，也就是以自由表达作为前提，你可以随意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但是，根据电影是否不利于青少年观看，根据年龄、等级来给电影分级，这对于电影的多元化发展没有本质上的帮助。电影的多元化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之门是否敞开。

　　现实题材电影的困境

　　人物周刊：韩国年轻人喜欢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吗?

　　李沧东：他们不喜欢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喜欢看好莱坞大片。全世界没几个国家的观众会对现实题材感兴趣了，韩国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国家，像法国。两年前有一位法国记者告诉我，他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1970年代，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票房前10名中有6位都是拍现实题材的导演，希望跟观众做有意义的交流。现在前10名中一个这样的影片也没有了。法国算是电影题材很多元化的国家，但这二十多年间，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在消失。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且现在的趋势很危险。

　　人物周刊：在这种趋势下，你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李沧东：在这种趋势中需要能够战斗到底的导演。并不是我有多出色，而是我只能成为这样的导演。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拍其他的电影。不然的话，我何必要从写小说转行到电影里来呢?只要以一万名小说读者为交流对象写小说就行了。我之所以拍电影，是为了更多地与观众沟通，所以我不能放弃我的斗争。

　　人物周刊：诺贝尔文学奖去年颁给中国作家莫言，韩国文化界对此有什么反馈，你本人怎么看?

　　李沧东：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韩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文学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某种世界普遍性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在全世界人的意识中，韩国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不像中国，现在居于中心，因此人们对待中国、日本以及欧洲故事的态度和对待韩国故事是不一样的。对于韩国文学来说，它的普遍性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在我当导演的初期，把电影推出国门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外国人不关注韩国电影。如今，大家已经开始关注韩国电影了，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韩国文学也得经历这样的过程，并且会更加艰难，因为存在翻译的问题。忽略这些因素，想要拿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感谢北大韩语系研究生李丽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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