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信用报告中，公民的不良记录保留时间被缩短为5年；此外，新版报告里居住地址、工作单位信息不再显示；公积金、养老保险的内容也被删除。

这次规定的“5年信用大赦”，标志着我国征信工作的重点，从侧重打击失信行为，向平衡公民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转移。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试点个人信用联合征信；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监管信贷征信管理的法定职能。中国当初建立征信制度，是为了打击失信行为，降低金融风险；但是任何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防止其滥用。作为征信管理部门的央行，以及商业银行，往往把征信看成一种“管理”，一种权力，而没有把信用记录看作公民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予以充分保护。

随着近年来信用卡纠纷的频发，公民越来越关注到信用权利救济的缺失。比如屡屡发生的“不白之冤”。北京白领姜小姐两年前丢了身份证，依法挂失补办后，却有人冒用其身份恶意透支。银行非但不愿意删除其信用污点，还去法院起诉她，但又让她“不要去应诉”，如此才方便银行通过判决注销坏账，至于公民的信用污点，银行并不上心。类似银行利用信用污点，变相抬高贷款利率，逼消费者就范的例子，不胜枚举。

目前，中国的征信机制尚处于无法可依阶段，2005年央行颁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只是央行的一个内部规定，是从行业管理而不是从个人信用权利出发的。要平衡金融风险与公民个人信用权利、隐私权间的关系，应在立法层面上定纷止争。

以美国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为代表的信用立法，制度相对成熟，本次信用报告改革以及相关立法，都借鉴了其中原则。首先该法明确了信用报告中的披露事项、披露对象。FCRA规定，信用报告不得包括如下信息：10年之前的破产，7年前的其他不利信息（但刑事犯罪记录除外），避免把信用报告变成无所不包的“人事档案”。此外，报告机构只能在得到法院命令、客户的书面同意，以及有理由相信存在信用交易等情况下，才能出具个人信用报告。同时，报告机构还对客户的负面信息，承担“不利通知义务”，避免客户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黑名单。

事实上，信用报告问题就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上周曝出南京一些银行居然把客户的信息交给“讨债公司”去讨债，引起一片恐慌。虽然2009年我国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罪”，但关键在于在犯罪构成中“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如何界定？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明确银行可以审慎实施“催收外包”，这等于认同了银行向讨债公司泄露客户信用、信息的权利！

再以人寿保险业说，投保人的信息被记录在业内信息平台上，往往就有其他寿险公司“按图索骥”，找到保户做推销。所以，一些保险公司做得更绝，直接瞎写保户的地址，堵上其他公司营销之路。这又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置于何地？

已然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征信管理条例》，恐怕还是脱不出“行业管理”的思路，难以充分保护公民对个人信用记录的知情权、异议权、纠错权，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个人信息安全法》的立法更值得期待。

无论如何，目前信用报告的瘦身改革都是一件好事，标志着征信从“行业管理”到公民信用权利的转变。

早报评论员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