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

当人类的祖先走出东非草原，去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狒狒迅速接管了这一地区。由于基因上的较大差别，在此定居下来的狒狒在体貌特征上与人类有很大的差异。它们是四足着地的猴类，长着奇怪的尾巴，还有狗一样的口鼻。然而很早人们也发现，狒狒的行为方式比人类最近的亲戚黑猩猩更像人类。这让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它们的次数是黑猩猩的两倍。

狒狒的饮食结构与人类惊人地相似。它们也是杂食动物，以素食为主，重点消费植物食品，特别是草类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籽。跟人类一样，它们也定期摄取高蛋白的动物食品，作为有效的营养补充。它们还会像人那样在海边搜寻蚌贝，或是涉足河流捕捞鱼虾。实际上，狒狒在夏天里对水表现出来的迷恋，远胜于黑猩猩，这一点也和人类很相似。

狒狒的智力水平相当高，在群体行为中，这种智力表现得特别突出。19世纪的动物学家布雷姆（Alfred E.Brehm）曾经描述过狒狒抵御进攻的生动场面。他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遇到大队狒狒正在穿越一条山谷。其中一些狒狒已经爬上山顶，另一些还在山谷当中。当山谷里的狒狒忽然遭到狗的攻击，几只老年的雄狒狒从山上冲下来，对攻击者发出可怕的怒吼。狗群很快被它们唬退了。当狗再度发起进攻时，几乎所有狒狒都爬到了高处，只有一只六个月大的幼年狒狒滞留在谷中。小狒狒一边大声求救，一边爬到一块岩石上躲避狗的围攻。这时候一只块头最大的狒狒走下山去，慢慢靠近岩石上的小狒狒，安慰它，哄着它，然后成功地引导它离去。那群狗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惊呆了，没有一只敢于发起袭击。

如果说上面那个故事还像文学描述，那么上世纪60年代动物学家对狒狒的了解就更全面了。例如德沃尔（De Vore）等人就研究过狒狒的群体防卫战术。他们发现，狒狒的日常觅食距离一般在5-10公里的范围内，其长短取决于植被的密度。植被越稀少，食物就越贫乏，觅食的距离就得相应增长。居住在稀树草原上的狒狒觅食的距离很远，往往不得不离开更有安全保障的树木，或者捕食者难以接近的悬崖峭壁，行进于风险极大的开阔地带。

在如此开阔的草原，觅食者一旦遭到豹或鬣狗的攻击就很难幸存。但是几乎所有研究狒狒的专家都承认，极少看到狒狒被捕食的现象。他们一致同意，狒狒取得这一成就主要凭借有三。一是行为的准确性，二是交流的精确性，三是高度社会化的组织。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

经济学家奥菲克 (Haim Ofek)在《第二天性》一书中列出了动物学家库默尔（Hans Kummer）拍摄的几张照片，特别形象地说明了狒狒为何能成功抵御捕食者。

在开阔地带行进时，它们一般会像步兵巡逻队那样采取警戒队形。幼年的和雌性的狒狒被最强壮的、地位高的雄性狒狒包围着，安排于队列的中间，地位较低的年轻雄狒狒则充当队伍的前卫和后卫。当狒狒在觅食地与栖息地进行两点之间的重复往返时，它们还会不断地变换行进路径，让试图伏击它们的偷猎者，譬如豹子难以预测。而针对那些围猎者，例如土狼鬣狗等，狒狒就会改变策略，结成强大的战斗阵形，主动围攻敌人，或者组织后卫部队进行掩护以便安全撤退。

狒狒的行为方式与人类如此相似，是因为他们都是两个主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大脑的可塑性，另一个更加重要，那就是东非草原独特的环境压力。实际上，就像很多狒狒专家观察到的那样，当这种独特的压力得以缓解，比如狒狒离开宽阔的草原重返树林或山岩，绝大多数社会化的行为都会转眼不见。

现在的狒狒具有类似早期人类的社会行为，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具有行为准确性、交流精确性以及群体社会化的特征，是因为它们像生活在东非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那样，加强了有助于以上特征发展的情感能力，将情感塑造成了应对环境压力的社会黏合剂。同时，这也意味着狒狒的大脑内部也像人类祖先一样，通过皮质的强化，对皮质下区域施予了越加精细的管理。从狒狒的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情感语言的发展、大脑结构的变化与群体的社会化，是一个演化事件的三个侧面而已。

动物学家和解剖学家也为这一启示提供了事实依据。据他们统计，地球上现有150多个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平均社群越大，皮质占大脑的比重也越大。想一想嘉年华、加冕庆典、奥运会、游行示威、大型战争等社会现象，人类对那些集体行为的长久痴迷，颇能说明大脑皮质的发达程度与社会化程度呈现出的正相关趋势。

神经科学家萨波尔斯基（Robert M. Sapolsky）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灵长类的大脑最奇妙之处在于，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似乎是专门为八卦、打扮、合作、欺骗和关注他人的罗曼史而设计的。”（ 《和平的自然史》 ）但同时他也承认，有利于缓解生存压力的所谓“社会化”（socialization），不是一个和谐安宁的过程。森严的等级、激烈的内讧，特别是残酷的暴力行为，在狒狒的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甚至连它们之间的合作，也可能不是为了改进食物采集的状况，或者抵御捕食者的进攻，而是为了群体内部的竞争，以及族群之间更高效的屠杀。

不过，具有可塑性的大脑让演化的故事永远不会线性单一。上世纪70年代，库默尔在埃塞俄比亚做过一个实验。在他考察的区域内生活着两种社会形态截然不同的狒狒。一种是草原狒狒，族群庞大，雌雄众多；另一种叫阿拉伯狒狒，层级严格，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而居。库默尔将一只雌性成年草原狒狒置入阿拉伯狒狒的群体中，再将一头雌性成年阿拉伯狒狒放到草原狒狒的族群里。结果他发现，无论被掉包的是草原狒狒还是阿拉伯狒狒，它们在完全不同的新环境里一开始仍以原来的习惯行事，但很快就懂得并接受了全新的社会规则。所花费的时间均不超过1小时。也就是说，尽管在这两个不同种类的狒狒身上存在数千年的基因差异，以及耗费半生才养成的行为习惯，一旦环境发生关键性的变化，它们的行为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重大的改变。

心理学家莱肯（David Lykken）曾有一句名言“先天经由后天”（nature via nurture），被作家里德利（Matt Ridley）反复引用。他的意思是，后天培育依赖于基因，基因也要求后天的培育。基因预先规定了大脑的广义结构，但是同时它们还要吸收塑形的经验，因应社会的线索方能运转。（ 《先天，后天》 ）在这点上，狒狒的故事不仅是对“先天或后天”僵硬划分的嘲弄，也为我们理解情感、大脑以及社会相互关系提供了绝佳启示。就像萨波尔斯基所说，基因与其运作的环境总是交缠在一起的—与其片面地讨论基因的作用X，不如考虑基因X在环境Y中的作用。可以想象，当我们的祖先走出东非草原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与行为都是复杂的，复杂到恰好能够成群结队。

作者系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