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一位朋友的朋友，旅游业的大亨，爱好摄影者，有一整套让人穷三代的设备。去了一趟西藏后，长枪短跑都送人了，不拍了。问是为什么？他说，去了趟西藏才明白，镜头再好，也装不进面前一座高山。

最热情的拍摄者

去年我也去了趟西藏，没那么悲观。手头有三台相机，一个用了几年的佳能单反，一个富士的X100，一个iPhone。最后带了后俩。单反的快门声音刺耳，后面两台机器安静，不打扰。

去拉萨的人，没有不带相机的。屋顶上，寺庙前，集市里，整个城市都是创作背景。几十年前，苏珊·桑塔格就见过类似一幕。“被剥夺了过去的人，似乎是最热情的拍照者。”她那个年代，规矩礼貌的日本人也不招人喜欢。“估价过高的日元带来的奇迹，刚把他们从岛屿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些日本游客一般都配备两部相机，挂在臀部两边。”

现在轮到富裕的汉族同胞。桑塔格有一点是说对的。“相机是作为捕食者的武器来出售的”，人们用快门来发泄他们侵略欲。在拉萨，无论是在大昭寺还是一个社区小庙堂，这种景象随处可见。磕长头的妇女或者是奔跑的藏族孩子都是长焦镜头前的猎物。这当然是一种摄影上隐喻，我自己也是如此。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时心怀惶恐和敬畏，而另外有一些摄影爱好者，用在家乡拍荷花的方式拍善男信女。长焦镜头都凑到孩子鼻尖儿上了。

你可以真诚地点头，合十，为这种入侵表示抱歉。有的时候，年轻的喇嘛面露微笑，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猎奇的人；有的时候，他们面有愠色，即便并不上来驱赶，还有一次，一位母亲上前，问我要二十块钱。

黔人杨延康

拍摄西藏并不容易。西藏也已经被拍了太多。在那里待上一个月，费上几万次快门，业余选手也能有一本体面的影集。但有些人付出的更多。

杨延康，贵州人，今年59岁。他的专题《藏传佛教》拍了11年，行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他跟着藏民去到庙堂，山顶，收割的田地，法式的现场，如摄影师本人所言：

“他们怎样过信仰生活？与家庭关系怎样？与寺院关系如何？僧侣之间怎样相处？怎样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在修行中怎样去坚守自己？我用摄影去记录这信仰中的日常生活。”

他没有入侵，而是融入。他的对象正在修行，他也似乎变成其中一员。因此这些照片以一种作者不在场的形态出现。孩子专心念经，鸽子也没有被快门声惊扰。此时此刻罗伯特·卡帕的那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再次成立。只不过这不是物理，而是心之间的距离。

一些照片像极了卡蒂尔·布列松在印度的作品。我问一位国内备受尊敬的评论家Z，杨先生拍得如何？Z说，拍得不错，不过和布列松一样，稍微严谨了点。

“时间”这个概念

Z先生是个有诗意的人，推崇的是罗伯特·富兰克和他的成名作《美国人》。我也同意，拍摄西藏需要更多的是诗意。所谓诗意地栖居，在一个追赶GDP的国家已不易找到。而且这似乎和现代化矛盾——工业化和标准化，以及被大众文化吞没的意识中，那里还能找到诗意？

似乎只有在时间不那么紧迫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时间作为一个概念，不以小时和天划分，甚至不以日月交替来算，而是消解在生死循环中。似乎只有一种宗教情怀能够融化时间，带人逃离现代性的绑架。

想起一个朋友说的，在藏区青浦，遇到一个修行的女人，问她来了多久，答说三年。问她还想在这里修行多久。她说，就这样待下去了吧。

青浦附近有一座桑耶寺，这里传说是藏文化的发源地，离拉萨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人却少很多。我在桑耶寺主殿二楼，从木棱格中看到一位喇嘛。烈日当空，他一只手撑着脑袋，肘抵着一个小金顶。

不知这位喇嘛还需不需要带手表？

回头来看，西藏的照片居然没有一张特别满意。所有这些影像，一看即知是游客拍照，和真正的藏族人生活隔了好多层。评论家说，西藏越是吸引人，真实的西藏就离开人越远。这话是不错的。关于西藏的摄影，需要还原那个生态。而不是再现那个被时髦的宗教观包装过度的宗教圣地。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大光圈，孩子的眼神和磕长头的老人。这不完全是那个真实的西藏。

至于藏区雄景，我完全同意那位大亨说的，无法拍摄。我愿意劝每个人放下双手去观看。大山大海面前，我们已经花太多时间拍照。